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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远远超过铸币税。
实际上为了接下来的战争, “劳人党”的价格和经济委员会，已经准备好了超发。
将领们的目光，几乎一致盯着岭南省的工业区。
然而王角不能如此, 他算过一笔简单的账，抛开广州不算, 如果将岭南省其它地区纳入“劳人党”的治理，并且按照“湘南模式”来社会改造, 那么理论上岭南、江西、湖南三个省的稻谷总产量，很有可能在现在的贞观朝, 达到中央核心区的一半。
原本的水稻高产区湖北、江淮、江东，其中江淮省连续两年多大灾，而且现在人祸不断，几乎是砍掉了中央核心区水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湖北的东北部地区同样受灾，到今年才重新恢复性生产，河南尽管是京畿地区，但是河南的东南地区同样如此, 并且因为是京畿地区，至今没有恢复性生产，情况恶劣程度，比淮北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此一来, 这笔账就很清晰了，革命区的粮食产量肯定是伴随着水稻的总产量增加而增加，帝国军阀统治区的粮食产量，必然是伴随着水稻总产量的减少而减少。
此消彼长之下，这是革命区的最大优势。
也就是粮食出现了特殊阶段的区域剩余，这个剩余，完全可以支撑一支庞大的革命军队去战斗。
这几乎就是为数不多显而易见的优势。
所以当五个战争委员会副主席都在盯着工业区的时候，王角内心其实早就安排好了两种可能。
不管是哪一种，优势都是会在一年多最多两年后显现出来。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帝国的军阀们，不得不面临更大的粮食问题，海上贸易的大量运力，必然浪费在运送粮食上。
这时候，就是革命区的机会期，或者说转折期。
不管武汉集团方面的科技优势，还是江东集团方面的资本优势，如果“劳人党”是在南海边陲地区的“狮驼岭”，那自然是要面临远远超出的代差。
但湖南和江西，本质也是中央核心区，南昌和长沙，同样都是帝国前列的大城市。
没有形成绝对的代差，只要不是一和零的关系，那么不管敌人是十倍还是百倍，前期面临的困难有多大，坚持过去之后的革命优势同样就有多大。
敌我矛盾、敌我力量对比，不是一成不变的，肯定有起起伏伏，关键是如何扭转这种对比，最终形成多数对少数，大多数对极少数。
有了这个判断，王角在签发动员令的同时，又再次发布了第二次“城市青年农村再就业”的号召书。
动员令之下，不可能人人都踊跃参军的。
总有人怕死，总有人只是嘴上喊喊不想真的扛枪，但对王角来说，这不要紧。
不去前线就去后方，对嘴上喊喊的人来说，这是极为乐于见到的，毕竟革命区有一个宣传口号非常好，那就是“前线和后方，都是工作，都是战斗”。
有了这个口号，人的内心就有了台阶和借口，原本不愿意在农村吃的苦，这时候，也就愿意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