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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态度都很热情，好像不是来兴师问罪的，不过想一想，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柄握在他们地手里面。
“不知道何副主席一行光临敝公司，有何事指教？”范无病命人给他们上茶，然后有些好奇地问道。
那位何副主席的年纪已经五十了，也是学经济出身，不过在国内搞证券管理，很多在国外学过的东西都不适用了，他们做事也比较费心费力，往往还出力不讨好，刚过五十的年纪，头发就已经白了一多半了，倒像是染成的一样儿。
“是朱老板指示我们过来，跟范总学习学习的。 ”何副主席恭恭敬敬地对范无病说道。
“这可不敢当了——”范无病连忙推脱道。
这话确实有点儿不敢当了，虽然现在国内的证券市场还比较弱小，而证监会的影响力也有限，但是总归也是正部级的国务院直属单位，行政级别是放在这里的，证监会地副主席，那也是副部级。
尽管中国地副部级干部多如牛毛，但是这些牛毛毕竟是牛毛，不是羊毛，也不是猪毛，而是牛毛！一个副部级的领导干部如此放低身架来跟你一个十八岁地学生来求教，怎么说都是够有诚意了。
何副主席的来意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为了解决现在股市低迷的问题。
自一九九二年夏季的深圳认购证事件之后，决策层就发现，股市可能是拯救国有企业的最佳手段。 而经济学家们也指出，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是搞活和增强国有企业实力的战略选择。 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央组建了证监会，就是为了将股票发行的权力从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回收到了中央的手中。
从此，国内开始实行一种全面扶持国有企业的指标配额制上市机制，即由中央政府确定上市额度，然后按系统分配到各部委，按地域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区。 而各省、市、自治区及各部门拿到上市指标后，还要按自身系统进行分配。
这些指标绝大多数被分配给了各地的国有企业。 只有少数著名的乡镇企业因改革效应和象征意义的需要而侥幸成了首批民营上市公司，其中包括浙江鲁冠球的万向集团、江苏吴仁宝的华西村等。
就这样一来，上市指标就成了政府救活国有企业的最后一招。
在上市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及银行对企业的拨款或贷款，先变成了债权，接着又变成了股权，然后通过股票发行都一股脑地卖给了股民。 它一方面让已经陷入绝境的国有企业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另一方面还解决了居民储蓄增长过快的难题。
但是，这种制度使得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畸形的产物，一是缺乏公平性，那些符合上市条件、经营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很难得到上市的机会。 二是上市公司的素质明显不好，很多指标被分配给了各地最大也是最困难的国有企业。 三是存在大量的虚假报表现象，那些拿到配额的国有企业其实并不具备上市的条件，因此不得不进行大面积的、公开的财务作假，通过资产剥离、产业重组以及直接的做虚假报表等手段来达到上市的目的。 四是因缺乏必要的监督，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
所有的这些都导致了，股市是政府的提款机，股民是出血的老母鸡，因此即使在今年证监会做出年内不发行新股的决定之后，股市也仅仅是牛了一个月而已，现在又陷入了持续走低之中。
主管经济工作的朱老板见到这种情景，自然是高兴不起来的，但是中国股市的问题很难解决，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门的见解，也未必就比一个老农民高明多少，否则他们也不可能拿不出一个解决方案来，因此朱老板干脆就指示何副主席，去找范无病商量商量，或者他是有辄的。
“呵呵，朱老板他未免也太看得起我了。 ”范无病听了何副主席的解释之后，不由得有些苦笑道。
中国股市的大问题，主要就在于它一直以后就是一个政策需要的产物，政府需要从股市上圈钱，用来救活那些生存不下去的国企，这个问题就决定了中国股市就是一个投机市，不可能像国外的股市那样，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投资价值。
但是范无病虽然明白这一点，可是却也知道这事儿是解决不了的，既然朱老板指点别人上门来求教，他也只能给何副主席出点儿主意，让他不至于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了。
好在，在这种事情上，范无病是有很多主意的，随便推销给他们几个就足够他们忙活一阵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