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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孤整死了,被三支毒箭射死在独孤府百丈之外,当消息传出,在李唐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李渊下旨将京兆尹于氏家方于筠革职查办,由兵部尚书赵孝慈接任,又令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会审独孤整被刺杀的原因,此案由刑部牵头,三司各抽精干之士联合调查,限定十天查清凶手。

    李渊又令太子李建成前去慰问独孤氏,以示自己对舅父的诚挚哀悼,追赠他为郑国公、加封上柱国,准许独孤氏以国公之礼厚葬独孤整。在收棺大殓之日,李渊卸下龙袍,以外甥这个私人身份下跪拜祭,可谓是关怀备至,赢得李唐朝野上下一片赞誉,皆赞李渊皇恩浩荡、仁义至孝。

    五天后,刑部拿出了比较详实的调查方案,并指出独孤整极有可能是被李密谋杀,理由有三:一是射中独孤整之冷箭是榆木制成,这是李密内军的专门箭杆;第二个理由是在案发前一天,有三名南方口音的男子在凌云酒坊要了一间客房,并询问独孤府所在,然后有人看到他们在独孤府附近徘徊了很久,案发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凌云酒坊,他们离开得比较匆忙,连行李都没有回来取,他们的衣服料子产自江南。

    第三个理由更为合理,说是房玄龄的到访,让李密担心隋唐休战,致使隋军全力攻魏,所以为了破坏隋唐缔结合约,李密企图嫁祸隋朝。

    当然了,这三个理由都比较牵强,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来证实,所以无法出具正式证明,但无论如何,调查都将矛头指向了李密。各种说法也因此在襄阳传播,但官方始终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而在有心人的引导下,各种传言越来越变得荒谬。

    ……

    尽管襄阳城内众说纷纭,但是对于李渊而言,他已经顾及不到城中的混乱了,只因房玄龄离开不久,周边的隋军便压向了唐境。这一次,除了南阳、淅阳方向没有异动之外,汉川、顺政、汉阳、临洮等地隋军时不时的在大唐边城耀武扬威,虽然没有正式开打,但动不动就一箭飞上城头,挑衅意味十足,使求援之信如雪花一般送到了襄阳。

    这其实也是杨侗所执行的战略欺骗,目的是让李密以为隋朝秉承先唐后魏的战术,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逼迫李渊,以让李唐更快的陷入内乱之中,不让李渊有充足的时间对关陇贵族采取温水煮蛙的温和手段。

    李渊的主力尽皆驻扎在荆襄一带,巴蜀虽不至于是兵力空虚,但除了各个边郡之兵,内部也只有郡兵而已,这些不经战事、久疏战阵的巴蜀军根本抵御不了身经百战的隋军,如果巴蜀丢失,李渊就只剩下荆襄五郡了。这是李渊绝不能容忍的事情,那么李渊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他会抽调哪里的军队回防巴蜀?捉襟见肘的荆襄之军显然不可能,一是时间上来不及,二是身为帝都的襄阳也一样重要,不能有失。如果他调荆襄军入蜀,那么汉水防线便会出现致命的漏洞,隋军只需破开汉水大堤,便能水淹西城,第七军顺流而下,占领西城郡和房陵,继而占领巴东,掐断巴蜀和荆襄的联系,致使荆襄得不到巴蜀的一粒粮食、一名援军。与此同时,淅阳和南阳方向的军队也可以直指襄阳。所以摆在李渊眼前的只能继续在巴蜀强行征兵,必然引导致李唐局势进一步恶化,而杨侗就是要李渊走出这一步臭棋,营造出穷兵黩武的局面。

    面对来自巴蜀的求援之信,李渊不得不推翻刘文静之前的推断,认为隋军是真的对自己下手了,可是他想驰援巴蜀的时候,竟发现拥有三十多万大军的自己竟然兵力不足,无军可派。

    在御书房中竖起了一个大木架,一块木板上钉着一幅李唐疆域图,白旗代表唐军兵力部署,而红旗则代表隋朝的兵力情况,陈叔达和刘文静在给李渊分析各地局势,入宫禀报的李元吉站在一旁,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因为顾虑到旁边在外人在,不好说出口,只能耐心的等待着。

    “圣上也不用太过着急,我们本来就危机四伏,现在只是危机真正降临了而已,其实真实的处境和之前区别不大,只要我们借助山川之便,应对得当,依旧可以坚持得下去。”

    陈叔达一边安慰李渊,一边用木杆指着木架上的地图,沉声解释道:“目前我们在汉水防线投入了十二万军队,包括襄阳、夷陵的新兵在内,荆襄计有二十二万之多;在清化、义城、武都、宕昌、同昌各有一万;蜀郡的两万新兵和通川、巴西、普安、平武、汶山各郡的五千郡兵,是巴蜀的第二道防线,以及后援。加上襄阳两万元从禁军、两万新军、一万武川卒,共有大军三十八万左右,这就是我大唐的全部兵力。”

    “隋军现在虽然大举来犯,一时之间虽然有些出人意料,却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只是来得太过突然,让我们慌了手脚。但巴蜀山川险峻,隋军一时也攻不下来,我们可以将通川和巴西的郡兵支援清化、普安支援义城、普安和平安支援武都、汶山支援宕昌,蜀郡的两万新兵则移到巴西郡,随时支援出现破绽的防线,这样虽然使这六郡没有驻军,但只要外围防线在手,隋军也飞不过来。”

    “其实我军如果防守得力,不仅可以稳住局势、以战练兵,甚至还可以借助山川地利之便歼灭一部分主战隋军,战事拖得越久,隋军的兵力、士气、作战意志消耗越大。反观我军,则是士气越高、慢慢向精锐之师蜕变。我大唐只有隋朝一个敌人,而杨侗还有李密、林士弘等敌人,要是隋军在某处战场出现重大失误,各路诸侯不用我大唐联络,便会不约而同的反攻,虽不至于让隋军全线溃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至少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军队也在战斗中得到成长。接下来拼的就是韧劲和国力了。”

    “今之杨侗,宛若气势如虎、睥睨天下的曹操,可后来屡屡被东吴、蜀汉反攻,赤壁之战的损失惨重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曹魏上下杀伐半生,这股气势一泄,便沉浸于安乐之中,失去了以往奋进之志。反观生活在曹魏的威压之下的蜀汉、东吴,他们总是有一股焦虑感,总是拼命驱赶自己走向强盛,气势和争胜之心在此消彼长之下,反攻之事自然也就越来越多。”见李渊面色苍白,害怕之极,陈叔达便拿三国之事前来安慰。

    刘文静也说道:“巴蜀易守难攻,只须派遣善战之将居中调度即可无碍,而身为大唐核心所在的荆襄才是重中之重,微臣以为他们是要把巴蜀之军拖在巴蜀,无法支援荆襄,不过我们虽然不能调巴蜀大军,但是晋王在夷陵的七万大军,至少有五万人可以随时调动,这五万军不管是投向巴蜀也罢、投向荆襄也好,甚至还能以围魏救赵之策反攻南郡,在舂陵军的掩护之下,占领沔阳、江夏、永安、安陆、义阳和汉东等郡。所以微臣再三劝说圣上在夷陵组建第二道防线,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说陈叔达的话给了李渊一点安慰,那么刘文静的反攻设想,却让李渊心生厌恶,他猛然起身,怒道:“疆土丢了,至少还有军队,军队丢了,一了百了。五万新兵能占领南郡、沔阳、江夏、永安、安陆、义阳和汉东?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朕也打仗过,不是不知兵事的蠢货。”

    刘文静吓得不敢再发言,归根到底,还是皇帝让杨侗打怕了,已经失去进取之心,现在不但不敢打,甚至挑战杨侗的底线都不敢。

    李渊似乎到自己的语气不好,叹息了一声,缓缓的说道:“朕也想扩军百万、也想反攻,恨不得明天就可以收复关中、收复并州,打到洛阳…但是我们没有钱粮、没有人口…朕能怎么办?现在我们只能稳住一阵子,把军队训练强大了再说反攻之事。”

    他见李元吉向自己不断的使眼色,顿时脸一沉道:“有话直说,是否合理朕会做主!”

    李元吉上前一步,道:“父皇,荆襄和巴蜀并非没有人口,并非没有兵源,关键是看父皇能不能下决心。”

    李渊皱眉道:“哪来的兵源、人口?”

    李元吉恭恭敬敬的说道:“父皇,在大业大乱中,北方大地遭到极大破坏,大量人口逃离战乱之地,南阳平原人口最多的时候就有四百多万人,这里是吃人魔王朱粲主要活动的范围,在他的破坏之下,百姓纷纷四散而逃;当时李密和王世充又在大战,而萧铣治理的荆州却比较安静,于是百姓主要都是逃到了襄阳、舂陵、房陵等郡。而巴蜀,也接纳了很多关中流民,可是据儿臣所知,这些人始终没有登入官籍之中。若是我们效仿隋文帝,在荆襄和巴蜀严厉的执行‘输籍法’,怎么说也能获得两三百万人吧?人有了,税赋、兵源不用愁。”

    一番话说得李渊怦然心动。

    这个‘输籍法’是隋文帝制定各户等级和纳税标准的办法,他利用这一手段搜括隐藏户口,以防止百姓逃税和抑制士族、豪强占有人口,从而确保朝廷收入,加强集权

    当时的天下经过几百年动荡,使户口隐漏日趋严重,世家大族、豪绅富户荫蔽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百姓,朝廷直接掌握劳力极少。尤其是打来打去的北方,由于有未婚者只缴一半租税的规定,致使地方户籍出现了一家只有一人的登记情况。有的世家门阀,一户之内藏匿数百家,人数多达十多万,朝廷赋税收入因此而锐减。此外,不少百姓为了逃避繁重的赋税徭役,或在法定服役年龄弄虚作假,或是隐瞒户口。这些现象严重影响朝廷的赋税徭役,削弱了朝廷的力量,同时也使均田制很难付诸实际。

    文帝先在北方清查户口,整顿户籍,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仅在开皇三年这一年,就清理出包括五十万丁男在内的一百六十多万人。

    开皇五年,尝到甜头的隋文帝在全国大索貌阅,核点户口。所谓“大索”就是清点户口,对在籍编户成员的姓名、出生年月、相貌和身体特征都详细记录在册;所谓“貌阅”,则是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一一核对,验明正身。规定凡出现户口不实的情况,地方官吏里正、保长、党长要被流放,处罚相当严厉。同时又规定凡堂兄弟以下亲属同族必须分户,大大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壮大了隋朝国力。

    但大索貌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家门阀和朝廷争夺人口的现实,只要朝廷有赋税徭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有所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文帝采纳了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即由朝廷制定“输籍定样”(划分户等标准),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出查,令百姓五党(五百家)或三党(三百家)为一团,以“输籍定样”标准重新划分户等,以作为征调赋税、力役依据。由于朝廷规定的赋税、力役远低于世家门阀对佃农的剥削量,致使许多依附在世家门阀的佃农纷纷脱离,主动向官府申报户口,领走国家发放的土地,按规定纳税服役,成为朝廷的正式编户。

    大隋立国之时,全国人口不足400万户,而到了仁寿四年,在册的已经高达890万户,人口超过5500万,通过这些庞大的人口基数,开皇九年垦田地2000多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高达5585万顷,而这还只是清查佃农所得的人口,以及官方土地,世家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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