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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载重，一列地铁列车不会超过十节。跟高架铁路在苏州、松江和嘉兴三地之间来回穿梭相比，地铁网络更小，主要是本地运输。因此渐渐形成了动辄三五十节车皮的高架铁路，往返于各地的居民区跟工作区之间。地铁则集中于工作区周边地区。
由于上海等中心城市的地价越来越高，一些私人铁路公司另辟蹊径，他们在远距离的郊外，他们的铁路沿线建设地产，以低廉的价格或卖活租给平民工薪阶层居住，专门开通专列，在工作时间每日往返城乡之间。所以开始形成住在苏州郊外，工作在上海城区的现象。
另外，在比历史上外滩大得多的范围之内，绵长十公里都是繁华的商业区，以黄浦滩为中心，有八条向外辐射的区间铁路跟嘉定、华亭、青浦等上海周边居住区连通。形成周边的居住工作分离的局面，是住在郊区，工作在城区的分区现象。
这种划分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昂贵的城市中心区势必会慢慢转变成商业区，居民会向外转移。不过由于人口密集，加上还没有发展到汽车时代，因此没有像后来的美国那样，以汽车化为基础的富人向郊外迁移现象，而是类似于日本那样的，以铁路的形势，向外转移。历史上日本在一战之前，就出现了这种状态。东京等大城市周边，灵活的私人铁路公司，在自己的铁路沿线，不但密集建设住宅区，在住宅区周边建立商业区，形成居住和工作区的分离。有的铁路公司实力可以强大到控制整整一个县的地步，在该县进行科学规划。
归根结底，这都是依托于巨大的人口，形成更细致的分工现象。
这种分工不但体现在生产和生活这种程度上，生产也比任何欧洲国家都更细分。纺纱厂就是纺纱厂，织布厂就是织布厂，已经很少有早期那种纺纱织布一体的联合工厂了。因为纺纱厂和纺织厂都开始发展成了规模巨大的超级工厂，规模小的纺织业工厂在东部沿海已经完全无法立足，根本就竞争不过来自日本、朝鲜等低廉工资水平的邻国。
体现在机械工业则更加明显，早就出现了大量专业生产蒸汽机，生产锻压设备，甚至一些用量巨大的零部件已经开始标准化专业生产，一些工厂就专门生产某一种消耗性零部件，如轴类产品。规模巨大的机车厂，已经不再自己加工零部件，而是委托给一座座专业工厂。炼钢厂则从生产钢锭开始直接出成品，连铸方式十分普及。
巨大规模下的分工，不但让中国的生产效率更高，而且工业体系十分完备。完备的结果就是，外国产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但往往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挤入中国的经济环节，而无法成为不可替代的一环。因为外国进入中国的商品，大多数都是因为价格优势，少数是因为质量优势，但在中国一定可以找到替代品，要么价格昂贵一些，要么质量稍差一些。另一个结果则是，新技术在这里可以找到各种可能性。
当西门子公司还在为他们的电力机车在各种博览会上做展览，进行宣传推介的时候，当西门子电力机车还只是一个稀奇玩意的时候。中国已经改进、完善，并找到了成熟的商业模式，推广开来。就是因为在西方诞生的技术，在西方不太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很难找到合适的推广方式，有时候势必要为新事务建立一整套配套的体系，成本巨大。而在中国，则很容易嵌入一些已经形成的体系中。
当然不是所有新事物都能轻易嵌入旧体系，但在中国相对容易能得到应用，广大的市场空间和细分领域，比任何欧洲国家都更容易找到适合的应用，在中国找不到的，在其他国家基本上也不可能找到。
因为这样的特质，这些年中国人不但自己大量研发新技术，推广新模式，许多外国的天才，在发明了新技术，或者发现了新知识之后，往往第一时间就想到来中国开拓。
德璀琳敏锐的看到了这些现象，他还不清楚，中国经济体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长到了最成熟阶段。新技术即便不是在这个国家诞生，也会第一时间主动传播到这个国家。全世界顶级的人才，都更容易在这个国家找到一展所长的机会。就好像几十年前，一些在本国默默无名的人才，到了英国就能做出一番事业一样。